赶农民上楼，就是一场人祸
2010年的初冬，除了我之外的极少数记者仍在自由活动外，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多数记者都在参与一场“战役式报道”。当时，数个省市使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上楼，报社接到了大量的投诉，一些学界专家也来信来函反映其中存在的问题，报社高度重视，决定以专题形式进行重磅报道，于是派出多路记者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对一些地方强迫农民上楼的做法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批评。
我至今记得当时强迫驱赶农民上楼引发的诸多问题：农民无法饲养家禽，鸡鸭成群、猪狗相闻的乡村生活被人为终结，少了一笔收入，少了村居的原始浪漫；农民被强制上楼后再也不能使用秸秆、树枝、杂草作为燃料煮饭做菜，必须购买燃气，增加了开支；农民上楼后种地的农具没有地方存放，新建的村庄距离自家耕地很远，种地如同出趟远门……
这些问题，还不算大问题，在生计、活路面前，什么鸡鸭成群、猪狗相闻的乡居浪漫都显得很矫情，强迫农民上楼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有的农民刚刚自筹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改建、新建了房子，新房新装修新家具，也都要拆除，农民的巨额投入被强拆成一片废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再让农民掏钱买房，农民就面临家破人亡的局面了。
更严重的问题是：有些地方，强迫农民上楼，拆了农民自建的房子，把农民迁到集中居住的楼房里，赔偿给农民的拆迁款根本买不到新房，农民必须自己再掏几万甚至十几万才能住到新楼里。这对于在土地里刨食的农民来说，很难接受。
农民本来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建的民房，有可养鸡养鸭的院子，鸡鸭长大了不论是卖肉还是售蛋，都能多少补贴一下家用。有些地方政府强拆了他们的房子，赶他们上楼，却不能提供对等置换的新房，逼迫着农民自己掏钱买新房，农民苦不堪言。
当时，因强迫农民上楼引发的公共事件频发：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被整体拆迁，但农民公寓还要村民补差价购买，购买不起楼房，村民徐传玲于2009年年10月自杀。2010年1月，当地强制农民上楼，十多人被打伤住院，甚至有村民还被拉到湖边，受到“沉湖”的死亡威胁。山东诸城，也因强拆发生过殴打农民的暴力事件。
新京报当时对此事不仅花大精力进行了报道，还组织发起了一些研讨会。在一次研讨会上，时任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表示，“有些村镇大规模拆迁并点后，宅基地剩下30%给农民，这种做法全世界都没有。”他认为，要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不得盲目拆
他批评说：很多地方搞“新农村社区”，有的以“三化”名义搞拆村并点，重建行政村，可能要花费3亿元，这还不算浪费掉的资源。“农民没有办法，在阳台上养鸭子，这不是我们要的城镇化。”
经过媒体不懈的批评，强迫农民上楼之风平息了一阵子。
没想到，十年之后，此风再起。最近，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在《南风窗》撰文披露，山东再次出现了强迫农民上楼的事情，这次地方上美其名曰为“合村并居”。
吕德文在文章里说，“如果说疫情还只是一场天灾，人们还可以躲在温馨的家园迎来黎明，阴霾终会过去，那么‘合村并居’就像是一场人祸，来势汹汹，不讲人情，它对农民的心理冲击怕是会伴随终身。”
他这话不对，强迫农民上楼的新运动不是像一场人祸，而就是一场人祸。
农民苦不堪言，地方政府为什么乐此不疲呢？
当时，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曾对强迫农民上楼的动机进行过解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被一些地方政府滥用，他们看准的是农村建设用地置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从而大拆农民房，导致农村快速消亡；农村城镇化是一个趋势，但是需要自然转化，不能大拆大建一蹴而就。几百年形成的村落是农民经过世世代代的自然选择，这样人为的消除，后果不堪设想。
如此折腾农民，如此折腾农村，有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根本不是为了农民考虑，而是为了政绩、为了财政收入、为了自己见不得人的私欲。
此风，当再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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