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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多才俊，章丘进士多”。自古，章丘教育发端甚早，学风日盛，人才辈出，据清朝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记载：“县人竞相以读书为进取之阶”。章丘有“进士之乡”的美誉。其中县学、书院和私塾颇为兴盛，官学与私学彼此相长，交相生辉。 探寻旧时章丘学宫、书院和私塾这些教书育人的场所，存史资政，团结教化育人，启迪后昆，我们感悟到的是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书卷气息。
清朝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记载的学宫图
清朝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记载的《重修儒学记》书影
一、县学之兴盛
县学亦名儒学，因常设于孔子庙（先师庙、文庙）内，又叫学宫。明朝时亦称庙学，清朝时则称儒学署，是培养生员进取功名的官办学所。
秦汉以来，封建王朝在郡、府、州、县兴建城池的同时，也修筑文庙(即先师庙)。隋开皇十六年，阳丘改为章丘，治所就是现在的绣惠街道办，文庙建在隅头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大门朝东。进门首先看到的是坐北朝南的文昌阁，里面供有白面黑须的文昌帝君塑像。西面是半圆形的池子，名叫泮池。仿照古制，天子之学四周巧以圆形流水，称辟雍：诸侯之学必有半圆形流水，称泮池，学校既称泮宫，因此旧时考中秀才，有了进入诸侯之学资格者称之为入泮。古语曰：“入泮宫，出府学，上青云路”。“入泮宫”即考中秀才的童生们入学做生员时所行的入学典礼。再往西不远，穿过廊庑就是坐北朝南的“大成殿”，庄严肃穆，富丽辉煌。正面是“至圣先师大成文宣王”即孔子的塑像，两侧分别为颜回、曾参、孔伋（子思）、孟轲，谓之四大贤，又称为四配。再传弟子有闵子骞、仲弓、子贡、子路、子夏、有若、冉耕、宰予、冉求、子游、子张、朱熹等十二贤哲像，称为十二哲人。其它是72张木牌，分别写着72贤的名字。紧靠大成殿的“明伦堂”是书院山长、举人、秀才们谈论经道、阐释儒教的场所。每年春秋两季分别在此举行祭孔典礼，县宰亲自主持。文人学子、耆老乡绅，纷纷赶来，他们衣冠整齐，秩序井然。明、清以来，官办的县学(儒学)大都设在文庙，是全县童生学习、考试做举业的地方，管理县学和春秋祭孔的教谕署和训导署也设在这里，分别在明伦堂的两侧，设有教谕、训导各一人，管理县学，考查全县生员的课业、品行，主持生童考试。下设书办、斋夫、膳夫、门斗。教谕、训导，均享受国家俸禄。
县学生员，明代皆有月米，额内者称廪膳生员，额外者称增广生员。清朝改为于岁科两试在一等前列者，方能补为廪生或增广生。廪生享受廪米且有职责，增广生则无。生员主要攻读《圣谕广训》、《御制训饬士子文》、《大义觉迷录》等书籍，以参加省城乡试。及格录取者称为举人；举人赴京会试、殿试中试者则为进士。仅明清时期，章丘举人就有388人；进士有118人（有文章说112人，当有误）。
清末，章丘全县岁考额定录取文童20名。至咸丰、同治年间，增额8名；廪膳生、增广生各20名，前者为成绩特优者，补以膏火(即学费)之费，2年一贡。
《章丘乡土志》记载的中麓书院
二、书院之活跃
旧时、章丘除县学以外，还有鸿儒、乡宦所办的书院，书院教育与县学教育并行不悖，而书院教育尤其显得活跃，也较为灵活，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书院的肇兴始于唐初，发展于宋、元，到明、清为盛。
章丘的书院，最早可上溯到宋初。宋代私人办学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学者、儒生纷纷设立“精舍”、“书院”，教授生徒。宋太宗淳化年间，历城人田诰(字象宜，北宋初期著名教育家、文学家，著有《禹元经》传世)，因“爱明水水树，遂家焉”，在百脉泉畔、梵王宫后创办精舍，“聚学徒数百人” （崇儒《宋会要辑稿》卷一），开章丘书院教育之先河。正式确立了“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的办学宗旨。
清朝《章丘县志》记载的田诰
至明代嘉靖年间，解官归田的大散曲家李开先，曾在章丘城西南隅创办“中麓书院”（后又在胡山中麓创办“中麓山堂”），自任山长（院长）兼执教，他的高徒弟子高应圮、张自慎等都是从中麓书院中培养成才的。李开先创办的“中麓书院”，尊师重道，勤奋好学之风影响久远。后来章丘一带建立书院者甚多，皆标榜开先遗风，士子们既好经术，又重气节。
清代是章丘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为了发展教育，培养人才，许多有识之士慷慨捐资，先后兴办了书院10余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县治（绣惠）所在地的阳丘书院、绣江书院、中麓书院及建于长白山雪山寺郑康成祠内的白雪书院、建于危山大寺内的圣泉书院、建于毕阳村北的凤凰书院、建于相公庄内的乐育书院、县城正南的圣泉书院、县城附近的丽泽书院等。可以说章丘书院之多之广在全国有名。其中，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的是阳丘书院和绣江书院。
清朝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记载的“中麓书院记”
阳丘书院：院址在老章丘城内城隍庙东，原为义学。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知县戴瑞创建，“占地两顷三十七亩” 。乾隆十八年(1753)，知县张万青重修，并刻石立碑，撰写《重修阳丘书院记》（此碑现存绣惠法庭院内），正式定名为阳丘书院，办学宗旨为“义学”。道光七年(1827)知县张廷镜再次重修。书院建筑宏阔，计有大门、二门、讲堂、学堂、后厅、住房、厨房共20多间。相沿近200年不衰，至清末停废。
绣江书院：为章丘著名书院，位于县衙以西。清嘉庆六年(1801)，章丘刘其深、刘靖远、王嘉猷三人因耄耋应试钦赐举人，乃合邑绅士自行捐资兴建绣江书院，共建房19间，有条规勒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知县何家驹“以旧书院太窄，集绅董另拓新规，未及告竣而去”。次年满洲旗人玉简继任知县，在何家驹未竣工程基础上，加以重修，并扩建考棚十余楹。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玉简又重修并扩建，并自撰碑文述其事，载曰：“……邑前已有书院，而屋仅数楹……至县考则又官设席幕苇藩，无以蔽风雨而塞弊窦……癸卯秋，余(县令玉简)承乏兹土，值前任何春谷（即知县何家驹）先生，方督率绅士创修书院，未竣，余承其事……数月之间，两工俱蒇厥事，规模宏阔，焕然可观”。知县玉简还聘请名流学者任教，一时轰动，远近闻名。书院主讲王应植，字嘉树，号宜轩，浙江秀水(今嘉兴)人，自其父起定居章丘，嘉庆五年(1800)中举人，曾任茌平县训导。书院监理为刘家麟，刘家麟为明水街道西营村人，清代嘉道年间章丘著名学者。道光三年(1823)中进士。以知县分发湖北省，先后任巴东、长阳等县知县。刘家龙，字海冠，号雨亭，又号左青。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与堂兄刘家麟同榜中进士。道光十九年(1839)被选任河南新安县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得到拳安士绅百姓的普遍赞誉。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托病辞官，致士还乡。刘家麟、刘家龙堂兄弟二人同榜中进士，世称一门兄弟双进士。二人皆厌恶官场，托故致仕，都执教于绣江书院，为当时章丘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绣江书院改为章丘县官立高级小学堂，为章丘第一所新式学堂。学堂聘著名教育家辛葆鼎（辛铸九）为堂长，并特赏七品顶戴。
阳丘书院、绣江书院和中麓书院史称章丘三大书院。
上世纪40年代的绣江书院（老照片）
清道光《章丘县志》记载的《重修儒学记》
担任新式学堂堂长时的辛葆鼎（辛铸九）
三、私塾之灵活多样
明清时期，县内私塾遍布。塾师多凭借自己名望设馆授徒，或由名门望族延聘教授子弟。清代以前，凡求学儿童必先入私塾就读。私塾有3种形式：一是由官绅、富有之家独自延师于家，教授其子弟及亲属子弟，叫做家塾（即家馆），如朱家峪朱逢寅的私塾院。二是中产之家，联络友好及街坊，或由全族或全村合力在公产或寺庙内延师教子，称为村塾（即蒙馆）。三是由穷苦秀才或品学兼优的文人招徒开馆，收本村、邻村学童，又叫馆塾（即学屋）。
旧时的私塾
旧时私塾戒尺
朱家峪的私塾学堂
私塾学堂里一景
《幼学琼林》书影
私塾的学制、教学内容取决于学子家庭经济状况及求学目的。望子弟由科举入仕途者，所学课程与前期的绣江书院相仿，尚须学习四书（《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易经》）及八股文等，要需8～10年。只为开眼识字，掌握记帐、写信等应世技能者，以3～4年为期，主要课程有：《紧要杂字》、《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弟子规》、《尺牍》、珠算等启蒙读物及临摹习字等固定作业。再一种是较有声望、学有专长者所设的“学馆”或“经馆”，除设于旧章丘城关或大集镇外，还散设于长白山、胡山、玉泉山等清幽山林，如胡山南马家峪的马瑞甫创办的私塾馆。这些执教者，通经史、善属文，有的还擅长书法、文字、训诂、数学等。其学生，有的由科举入仕途，成为官吏；有的在兴办学堂初期，被派遣或经考试升入省城新办学堂；有的则成为乡村书写、丈量地亩的先生或学校教师。
私塾学生中学有成就者均可称为童生。童生参加府考及格录取者称生员或秀才，获得进入县学的资格。
民国初，章丘全县尚存私塾800处。 后逐年减少。抗日战争时期，私塾一度有所增加。1949年后逐渐淡去。
（文/图：翟伯成：章丘市政协副秘书长、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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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19 1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