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宰相楷模的,史书多记载为房玄龄。 房玄龄(公元579—648年),字乔,齐州济南郡章丘县(今章丘区相公庄街道房庄)人,初唐开国佐命元臣之一。他以其“无可载之功”(宋·洪迈《容斋随笔》),而颂声满青史,流芳逾百世,是中国历代贤相之楷模。在他和诸贤宰辅王施政的唐太宗时代,中国的封建社会渐渐进入了鼎盛时期,短短二十几年内,唐代就改变了建国之初动荡不安的局势,奇迹般地一跃进入太平盛世。唐太宗时房玄龄及诸贤宰辅佐名君创立的“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闪烁着特异的光彩。他们的治国经验,几乎为唐代以降的每一代帝王佐臣们所效仿借鉴和探讨研究。贞观年间,房玄龄与另一位宰相杜如晦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最重要的两位佐臣。房多谋,杜善断,“房谋杜断”传为千古佳话。
房玄龄像
清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记载的房玄龄
一、名门之后,聪颖过人 房玄龄出身官宦之家。曾祖房翼,历任后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等职。祖父房熊,行清河、广川二郡太守。父房彦谦,北齐时为齐州主簿,后仕隋,历任监察御史、鄀州司马、长葛令、泾阳令等职,为官颇有政绩。房彦谦任长葛县令时,甚有惠政,百姓称其为“慈父”。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文帝杨坚遣持节使者巡行州县,考察长吏行能,房彦谦被定为天下第一,因此超授鄀州司马。离任之日,吏民号哭,相谓曰:“房明府今去,吾属何用生为”(《隋书·房彦谦传》),后来,长葛县百姓思念他,便立了一块石碑,歌颂他的功德。房彦谦赴任鄀州后,因此处久无刺史,州务皆由他处理;因处理得当,被称为“异政”。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房彦谦卒于任所。 房玄龄承父学,少年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小玄龄年方九岁。其父房彦谦被齐州刺史韦艺举荐仕隋,时隋吏部尚书卢恺慧眼识英,擢授承奉郎。玄龄从其父到东都洛阳,离开了家乡齐郡章丘县房庄。在他十一岁的时候,也就是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当时正是隋文帝统治时期,一派盛世景象,人们都认为国泰民安。而玄龄却独见端倪,暗告其父曰:“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玄龄这番宏论,使父彦谦“惊而异之”,从此对玄龄刮目相看。后来隋太子杨勇以骄奢淫逸而废,杨广登帝位,穷奢极欲,隋亡于其手。史实竟一一符合小玄龄十一岁时的预言。
房彦谦墓
《房彦谦碑》碑额拓片
《房彦谦碑》拓片
清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记载的房彦谦墓
二、初涉仕途,大志难舒 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玄龄18岁,举进士,仕隋为羽骑尉。是年,房玄龄以文思才略扬名京师,颇为当朝权贵所推重。吏部侍郎高孝基以知人而闻名。他见到房玄龄后,叹曰:“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异日必为伟器……”。玄龄21岁时被补为隰城尉,但是没想到他在这个位置一待却是18年。此间,房玄龄眼见中原大乱,刀兵四起,慨然有忧天下之心,而自己一直不得重用,宏伟远大的抱负难以施展,颇有些郁郁不得志。房玄龄只好静观天下之变,等待良机。
三、遇名主,成帝业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起兵反隋,其次子李世民率兵出征渭北。世民当时已颇有威名,房玄龄敏锐的觉察到了这一契机。他驱马驰奔军门求见,与世民一见如故,被任命为记室参军,引以为谋士。房玄龄也自以为遭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从此他的政治生涯拉开了崭新的一幕。房玄龄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军中重要文书事务都由他负责,每攻占一地,别人都忙着搜罗珍宝,他却专注于物色罗致人材。他和众将密切交往,推心置腹,团结众将为李世民效忠尽力,被世民赏识视为心腹。高祖李渊也赞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吾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军,位在王公之上。李世民乃开天策府,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一时群贤毕集,名流咸来,有杜如晦、虞世南、禇亮、姚思廉等等共十八人,时人称“十八学士登瀛洲”。天策府是李世民政治集团的中枢机构,房玄龄以其才略作了天策府的记室(秘书长),可见其地位。时秦王府兵曹参军杜如晦为“十八学士”之首,被调任陕州长史,秦王府其他官僚也有被调出的,李世民对此甚为忧虑。玄龄计谏李世民曰:“余人不足惜,至如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若终守藩,(放之)无所事;必欲经营四方,舍杜如晦无可共功者。”李世民顿时醒悟,道:“非公言,我几失之!”便奏请高祖,留下杜如晦为府属。 李世民在建唐过程中功数第一,秦王府中又人才济济,因此引起太子李建成的疑忌,认为李世民会威胁其地位。便与齐王元吉、宫中嫔妃勾结在一起,企图害死李世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一天夜里,建成召世民饮酒,在酒中放了毒药,世民饮后,突然心痛,吐血不止。秦王府的幕僚对此十分忧惧,不知所措。房玄龄对行台比部郎中、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言道:“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恟恟,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长孙无忌认为房玄龄的话正合他的心意,便将两人的谋划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将二人召入府中。房玄龄当面劝李世民应当抓住机会,不可动摇不定,错失良机。此时,李建成也在积极活动,他认为秦王府中最有谋略的人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因此,他不断向高祖李渊进谗言,将玄龄和杜如晦斥逐出秦王府,企图孤立李世民。至此,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他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士入府,共商计策。玄龄力主发动政变,抢下政治主动权。世民采纳了他的计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李建成、李元吉。不久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论功以房玄龄等5人为第一,封玄龄为邢国公,食邑1300户,拜为唐中书令,行宰辅之职。当时各将争功,纷纭不已,太宗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上疏言:“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太宗答曰:“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故得功居第一。”淮安王唯唯而退,其他诸臣也皆悦服。 玄龄后擢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加太子少傅,进位司空,仍总朝政;改太子太傅,主持门下省事。“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匡扶社稷,取得帝位,改元贞观。
四、裁定法制,泽被后世 贞观年间,房玄龄为中书令,任宰相之职长达21年,他公忠练达,夙兴夜寐,立法施政,务为宽平。与另一宰相杜如晦同心协力,共执朝政,并积极荐举人才。二人配合默契,同为良相,史称房杜。贞观年间的制度多为二人制定。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龄奉太宗之命,并省官吏;并省结果,中央文武官吏由2000多人减为643人。玄龄等又根据太宗指示的从宽精神修定《唐律》;修定结果,定《唐律》为500条,立刑名20等,与《隋律》比较,减去了大辟(死刑)92条,减流刑为徒刑者71条,其余删繁旧简,改重为轻者也很多。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与玄龄论“理国要道”,房说:“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太宗高兴地说:“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他重视人材,不以自己的长处苛求别人,用人从不求全责备,即使出身卑微者,他也能量材任用。同时,又立身谨慎,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每有过失,他必定向皇帝叩首请罪,惶恐惭愧,仿佛无地自容。
五、良相辅政,国势日盛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朝廷欲拜房玄龄为太子少师,他固辞不受。乃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是年二月,房玄龄进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唐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责也。比闻听讼,口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当奏者,乃关仆射”(《御批凤洲纲鉴会纂》)。从太宗责宰相以求贤而不使之亲细务,可见太宗对房、杜的看重。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国家治理的成效大显,由于政治的清明,社会经济在迅速恢复。据史书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路焉。”这一年,因房玄龄功高,唐太宗乃封赠其父房彦谦,追赠为徐州都督、临淄郡公。并在其故里齐州章丘县房彦谦墓前敕旨立碑,命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丹。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对房玄龄的厚爱和器重。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房玄龄改封梁国公。十三年(公元639年),加太子少师。不久,又进司空,仍总朝政。玄龄认为自己已任宰相15年,儿子遗爱娶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为妻,女儿为韩王妃,显贵已极,因此上表请求退职。太宗不许,玄龄有多次请求,最后太宗下令不许他再上表,他才作罢。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下令画功臣24人像于凌烟阁,著名画家阎立本画像,太宗亲作赞词。房玄龄为24功臣之一,其赞词是:“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是年,太宗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加玄龄为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宰相)、监修国史;因撰成《高宗实录》与《太宗实录》,太宗下诏褒美,并赐物若干。 房玄龄对事关国计民生之事,敢于冒风险,能直言进谏。唐太宗远征高丽(在今朝鲜半岛),久而无功,劳民伤财,大臣谏劝者皆获谴,无人敢言。他当时重病卧床,以为如不直谏,死而有愧,于是勉力上疏,这就是著名的《谏伐高丽疏》。唐太宗读后,十分感动,对高阳公主(玄龄子媳)说:“病已垂危了,还在忧念国事啊!”不久太宗即罢征高丽之兵。 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信任倚重,把他比之为西汉开国名相萧何。当太宗亲征辽东时,令玄龄留守京城,并放心地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有一次,太宗外出到翠微宫避暑,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适逢有人从京师来,太宗询问玄龄有何意见,来人说玄龄只讲了一句“李纬长了一部好胡须”。再没说什么。太宗听罢,赶紧把李纬改任为太子詹事。太宗亲征高丽时,命玄龄留守京师,主持粮草车马等后勤之事,有人在京城诬告玄龄谋反,玄龄立即派驿卒将告状之人送到太宗驻地,太宗看了奏状之后,当即下令斩了诬告之人。玄龄晚年体衰,多次恳辞宰相职务,太宗不允,下诏说:“国家依赖你很久了,一旦失去良相,就好像没了左右手一样啊!”太宗特命他乘肩舆入朝。
李世民
《赐房玄龄》诗
六、贤宰长逝,青史名垂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玄龄卧病,“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君臣之情如此,感人之深。太宗派宫中御医天天诊侯,让宫中御厨日日供食,每天都要人向他回报玄龄的起居,听到病情稍有好转,便喜形于色。玄龄病危,太宗命人凿破宫墙,以便能随时去探望。临终之际,太宗亲握其手,与之诀别。《全唐诗》中收录唐太宗御赐房玄龄诗二首,从中可以看出倚重相敬之情:
清《章丘县志》记载的房玄龄诗
赐房玄龄
太液仙舟回,西园忆上才。 未晓征车渡,鸡鸣关早开。
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
秋露凝高掌,朝光上翠微。 参差丽双厥,照耀满重闱。 仙驭随轮转,灵鸟带影飞。 临波无定彩,入隙有圆晕。 还当葵藿志,倾叶自相依。
《一代名相房玄龄》样书
房玄龄虽然位高势尊,但他很重孝道。他对继母能承顺脸色。继母生病时,请医生上门,每每流泪迎拜。至其母丧,房玄龄居守丧,更是悲伤过度,骨瘦如柴。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泊前往安慰劝解。他家教很严,把古今治家的格言戒律写到屏风上,让子女育读默记,并经常教导他们说:“你们如果能记住这些格言,就能保身成名。”可惜的是他死后,次子房遗爱与其妻高阳公主骄纵不法,唐高宗时,终于以谋反罪被诛;房玄龄也受连累被取消了配享太宗庙的荣誉。玄龄70岁而终,为追悼这位年高位重德劭的名臣,太宗下令废朝三日,并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 玄龄一生,著有《高祖实录》二十卷、《太宗实录》二十卷、与高土廉同撰《文思博要》,曾受诏重撰《晋书》。其言论主要见于《贞观政要》中。 房玄龄的家乡房庄原建有房氏功德碑,因玄龄故后,其子、媳犯事,“从兹家室多风雨”,碑碣折毁。清乾隆诗人郝敏中在《房庄行吊房梁公》中感慨地写到:“房公伟烈今何在?我行故里成空塞。沙石简记房氏庄,残碑倾折砌庙墙。抠土细观不成句,搔首咨嗟将欲去。因思梁公真逢时,君臣相得何大奇!事定论功功第一,病中相见泪沾臆。尚医尚食更凿垣,昭陵陪葬又何言?可惜,女为王妃男尚主,从兹家室多风雨。当年游宦终隰城,庶几保全身后名。君不见,赵山之阳孝冲墓,蔓草荒烟走狐兔。” 家乡人没有忘记房玄龄,在其房庄西南建有一“名相故里”的牌坊,表达了家乡人对这位千古贤相的缅怀和铭记。
(作者:翟伯成:章丘区政协副秘书长、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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