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水经注》、《方言》等多个史料中,就明白其中“丘”字,除了指较低的山丘外,还指坟丘、墓丘。那么,“章丘”的名称来源何处?表达了怎样的含义呢? 济南市章丘区绣惠办事处有一山,现在人称“女郎山”。清初乾隆时期的《章丘县志》引载《三齐记》解释为:因汉平陵侯章亥之女溺死葬此,故而得名女郎山;又传说齐将匡章葬于此,人称“章子之丘”,故而得名章丘山。围绕着章丘山建筑的土城(史曰:土城中央有“高而顶平”的山丘),亦名“章丘城”。“章丘”一名,是否果真来自于此呢? 1990年5月上旬,为配合济青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30余人组成的考古钻探队,对章丘区绣惠办事处的女郎山东、西、南三处取土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当他们在对山西坡的高土堆进行钻探时,忽然发现了一大片分布有规律的鹅卵石子,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大小不等的碎石块。在损坏了两把探铲头之后,有的钻探队员便萌生了放弃的念头,因为当地村民说可能是河床或湖底的冲刷石子,他们觉得没什么价值,但是考古经验丰富的李曰训研究员到现场看后,却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如此分布有规律的鹅卵石,绝不是什么河道中被冲出来的石子,而应是从较远的河道中特地运来充填墓室的,这是战国齐墓防盗的一个显著特点。当即判断,此处定是一处战国大墓! 经过14天的发掘清理,1990年6月30日中午,考古工作正式结束,一座战国大墓终于重见天日。 该墓为一座“甲”字形竖形土坑木椁殉人墓,整个大墓口长13.58米、宽12.15米,椁室位于墓室中央,四周有宽大的生土二层台,墓主用双椁一棺,外椁盖板上面埋有一个被肢解的殉人,椁外填充鹅卵石。其间随葬有大批的青铜礼器和兵器。 这座古墓与以往发现的战国大墓相比,墓室面积并不算大,但随葬品却十分丰富,并置有双椁一棺,仅青铜器就出土200多件,并且埋葬得十分讲究。这在等级制度森严的战国时代,不同等级的贵族,在使用棺椁、列鼎及礼乐器上都有严格的区别。从随葬的陶列鼎、铜鼎两套礼器的数量判断,该墓主的身份地位是相当高的。 《荀子·礼论》中讲到:“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在列鼎的跟随上,《公羊传·桓公二年》中提到,在礼祭中,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元士的鼎的数目,分别是九、七、五和三。关于乐器的使用和随葬,帝王为四面悬挂,诸侯为三面,卿大夫和士县,分别为两面和一面。该墓随葬的有铜、陶两套礼器,编钟和编罄等乐器多套,随葬的陶列鼎和铜鼎数量都在五件以上。另外,从大墓二层台器物库中出土的几件较大的鼎足及器耳来看,当初还应该随葬有大型列鼎及其他青铜礼器。这些都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要高于一般大夫。根据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及特制武器箱,李曰训推断,墓主人可能是相当于士大夫级别的军事将领。 战国时期的齐国大将匡章凭其显赫的战功,使他在齐国的地位与卿大夫接近。虽然他后来在濮水之战中失利,其地位有所下降,但仍高于一般大夫。他这样的身份与该墓的规格十分相近。这样,现代考古佐证了《三齐记》中的匡章葬于此,此山曾被称为“章子之丘”是记载内容是真实的。 从史料记载来看,“章丘”之名由来已久,早见于《水经注·济水二》中的记载,“其经阳丘县(今回军镇)古城中。汉孝景帝四年,以封齐悼惠王子刘安为阳丘侯,世谓之章丘城”。 1990年,为了配合女郎山东坡的另一处取土场工程,考古人员也对女郎山东坡的另一座大墓进行了勘探,结果表明,这座被当地群众俗称为“章女坟”或“大冢子”的古墓,的确是一座大型的汉代砖室墓。 因此推断,女郎山在汉代(含汉代)以前被称为章丘山,其后逐渐改称女郎山。那么,按照时间顺序,章丘山(或章丘)的名字,应该在女郎山取名之前就已存在,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可能是战国之后,汉代以前。 考古的实物证实,先有匡章墓即章子之丘,后有章丘山,后来再建章丘城,此乃章丘名称之源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