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碎忆（二）

袭普宏

少年碎忆（二）

      袭普宏

      人人都有一个相似或不尽相同的童年、少年乃致金色的青年。当你随着时间而跨入60岁以后，“记忆”这个东西也越来越“有意思”，几天前发生的事情可能模糊，但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却记忆犹新，萦绕在脑，恍如隔日。此，我用“豆腐账”的方式将我的“少年碎忆”(二)“青年碎忆”呈现给我的同龄人，以飨慰藉。这乃我在2017年“神州杂志”上发表的“童年碎忆”上的开篇词。
      我自从1969年10月1日成为正式职工后，恰逢“九大”刚结束不久，我们又碰上了“珍宝岛”事件。所以我们这些新入厂的共计20多名的新学员为了积极响应毛主席的“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就开始了挖地道的工作。在珍宝岛的自卫反击战中喊出了“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口号并配有大幅宣传画的人物是我一中的校友（比我高4届），他叫杨林，他最后战死在珍宝岛，是个英雄人物、烈士。是我们必须以他为学习的榜样的，以致在我的母校乃至全国都掀起了一股学习英雄杨林的高潮！
      在英雄的影响和鼓励下，为了更好地体现工作效律，我们每天每人必须挖3个立方的土方量，这样的话，如果两个人一伙就得每天完成6个立方的土方量，且必须运全部出。而东北的土乃是立土，边挖边瘫，须要边挖边用木板去支，然后再编上钢丝网并且灌上水泥后，这样就基本定型了。因为我们所在的吉林北部乃为我国战备的二线地区，所以时间紧、任务重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只有加快进度才是第一位的！就这样，我们一共奋战了5个月的时间，就使各个车间的地道全部得以贯通，而且在厂区的备战演习中，只用5分钟的时间就全部将人员得以疏散，进入地道。挖地道，是为了战备的需要，可以人人参加。但是如果成为基干民兵的话，特别是如果能成为第一持枪手的话，则另当别论。我们须经过严格的审查，须是“根红苗正”、历史清白、政治上绝对可靠之人才行。当时凡是基干民兵都配发了半自动步枪。我因为年龄尚小，（刚满15周岁)按理说还不到配枪的年龄，但是，考虑到我的三个哥哥有两个在部队服役，我大哥当了十几年的兵，刚刚复转到太原机车厂保卫处工作。所以经过民兵营的研究以及营长的特批，我很顺利地成为持枪人，并成为第一持枪手。而且时间过了不长，又成为“校枪员”。之所以我的枪法好、打的准，就是那时用子弹练出来的结果。除了平常不发子弹外，枪是不能离手的，甚至晚上睡觉时，也不能分开。常言道：“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当然也是民兵的第二生命”。必须人枪合一才行。除此之外，武装部对每个持枪人都须进行严格的登记、编号，以防丢失。如果丢失，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而对枪械的保养必须做到“应知应会”，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武器。几乎每天都要拆装擦拭，以至我闭上眼睛都能熟练地拆卸、擦油。到了打之把时，每人只发10发子弹。除此之外，我们要经过长时间的严格训练之后，才能称之为合格的民兵；同时由于我经常投投稿子的原因，我也被吉林日报的“红色社员报”的通讯员推荐选拔为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驻榆树的“特约记者及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在我国的县级只有山西昔阳县和吉林省榆树县两个县配有记者站，其余均为省、部级或与其有建交的国家才设立。这是1971年的事情。
    经过半年的严酷考验，我们这批学员才于1970年12月正式分陪到车间。在分车间的时候，由于我干活不惜力，这期间，我也和其他学员比如和老九（大名叫孙凤佑的）干过其他的零杂工，比如劈拌子、修厂房、赶牛车、压缸碴子（当耐火材料用，掺上部分粘土修大炉用）。而受到格外的照顾，各个车间由我们随便挑选，因为如果能够转正定级快的话，就干翻砂，那样的话，一年就可出徒定级，而我就是选择了“翻砂匠”的工作。果然刚刚一年后，我不但出了徒、定为二级工，还成为了长春地区的“先进工作者”，因为我打炉笓子，一年完成了三年的定额！但是退休时国家明文规定：须有省、部级的“的先进工作者”或“劳动模范”证，不用说是全国劳动模范了，哪更是凤毛麟角，少的可怜。只有这样才能在退休时，享受百分之百的待遇。这样我又与高退休费又失之交臂，这就是命啊！我不由得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知道今天退休还须什么省部级的话，当时说什么也争取个省级先进工作者，这在当时如通过努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不仅如此，自从转入热电厂之后，我共丢了八级不说，而且在国家统一规定下，一次百分之三十五和一次百分之四十五两次上调工资都没有给涨，（因为当时的厂长叫刘希永，而他自己已经兼任章丘大项目办副主任之职，享受副局级待遇，而他开的是事业所发的高工资，所以国家对企业普调时，对他来说，也是无管轻重的。况且他在厂长的位子上，有些人也是敢怒不敢言）。而评高级职称时，我的“外语已过关”，恰逢正在办理调转事宜，也放弃了高级职称的评定。他只好设法用奖金来给部分人员发放，用来堵这些人的嘴，然尔这些人还自以为得计，说刘希勇的好话。我当时就说，你们是真傻，奖金是临时的而工资则是长久的。而你们今天骂人家刘希永也是不对的，你们当初干什么来着，这其中包括那些拿奖金而又快退休的部分人。（因为交费是按九项之合所交的）乃至我退休时，因为我们只交百分之六十的养老保险，以致少拿了百分之五十多的退休工资。而我的同事，特别是那些在事业工作的同学，则每月拿的退休工资一万元左右。且他们的工龄都比我低，别忘了我整整四十五的工龄啊。我的老婆常说，不要奢求更高的待遇，钱这个东西，够花的就非常不错啦。（听说吉林省的退休工资更低，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幸亏我早已调回，否则的话，也就是退休工资在3500元左右。）所以每当我与在吉林的师兄弟通话时，哪怕是干过厂子一把手的人，而他们的最高工资也不过3600元左右，而且工作年头也不少于44年。而我的退休工资大约在4200元左右。对我还是比较羡慕的。而当年和我一块分到车间的还有个叫孙凤佑，小名叫老九的，我们两人是一起分到车间的，他1952年出生，听说已经作古。不管咋说他的去世，也使我感到非常的痛惜。而当时，因他的三哥孙凤祥在县工业局秘书组专门写材料，也是从我厂借调出去的。（他是1947年出生的，听说已经去世）。所以厂领导也是看在他三哥的面子，对他也是非常照顾，孙凤佑也是自己挑选的工作，而干的是车工，当时是人们羡慕的工种。虽这样，不管是何许人也，也只能干满3年才能出徒、定级。这是国家的规定，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实。而他为人出事圆滑，而且嘴是特别的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且说话得体、用词恰当、从不说话伤人，看来是随了孙大娘了的性格了，后来听说他已经调到了县机械厂工作，这也是他三哥给他办的。在1973年春节时，我已回山东老家探亲。听说他为了纪念他的父亲去世六周年，放了河灯。有人说他是搞迷信活动，从而受到了批判。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这也是一种常态，而今天看来，所谓的记念一下他的父亲，放放河灯，乃是“人之常情、古之常理”，只能说明他遵循了“孝道”二字之文化传承而已。而他的父亲孙大爷则是我厂的老职工，生前为木工车间主任。那时除了爱好喝点小酒之外，就是打打猎，别无其他嗜好，人也非常地实在。而我们山东人的性格则不用说，更加地实在，特别是我们章丘人，人们常说“人家是实（石） 打实 （石），而我们章丘人是铁打铁，因为章丘自古出铁匠，不是铁打铁又是什么”？
在分到车间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因为老家在山东，不像其他当地人每天乃至每个礼拜都要回家照顾家庭，而干活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生活和休息，所以我就从来没有过什么星期礼拜为此而休过假，第二年又完成了将近3年的工作量，“当时是按定额计算的”。就像当兵一样 ，吃苦一年，可享受一辈子；而那些吊耳啷当的主，只能一辈子在不断地干活。那时的脱产标准，就是从干活好的里边选拔。就这样我于第四年就基本上脱产了。当时在1971年转正定级时，我以全厂第四名的业绩名列前茅，而第一名则是我的车间主任王万恩、第二名则是我的三嫂子左玉莲、第三名则是时任我厂团书记的赵世魁；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这里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当兵、上学。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当兵来说，接兵的是我的老乡山东淄博周村人，海军军官。那时虽然已经撤销了军衔，但他穿的是四个兜的军装，一看便知是个军官。而且与我同住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又虚心地拜我为师，学习吹笛子。不敢恭维的是，他虽然是个副营级，但他吹笛子的水平可以说是刚刚入门而已。而他明确地表态，只要我同意当兵，就一定让我如愿以偿。可是当将我的名子报到厂里时，我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厂长)王寿岭一口给予否决，理由也十分充足，无可辩驳：“他们弟兄四个，有三个正在当兵或已经当过兵，你如果叫他也去的话，无论是人之常情、还是古之常理以及政策上都说不过去的”。就这样兵不但没当成，而上学更是没门。第二年，恰逢“哈工大”和“吉林工大”同时招生，而那时根本不用考试，只须厂里推荐选拔 就可以的，美其名曰谓之“工农兵大学生”。并且规定叫什么“厂来厂去、社来社去，也就是说国家是为了基层培养的大生，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的方针”。这样我厂便出台了“从民主到集中，再从集中到民主”，这样反反复复的好几个回合张榜公示后，我还是“榜上无名”，后来一问便知，我之所以未能上榜，原因也非常简单，现在想起来也非常可笑。就是因为我工作干的太好的缘故，叫某某领导给截留下来。而这位领导确实是好意，曾经说过；“就是把我撤职，我也不能叫小袭嘎子去，他如果去上学，谁去干活”。因为当时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确干的是非常不错，这也叫作“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你听听，因为干活好就不能去上学，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时，有人叫我写个“入党申请书”然后交给党支部。我的心思又活动了起来，这是1972年的一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将其“入党申请书”规规矩矩地交给了我的党支部书记杨占祥后，即刻受到了重视，被列为了入党积极分子。而老杨对我也特别青睐，当时我就被选拔为市、县两级“儒法斗争史”的辅导员，当然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行。这时，我抓仅了备课，尔后又对全厂职工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中给予上课、讲解、辅导、宣讲，我记的非常清楚，讲的内容为“哥达纲领批判”-----列宁著。此时的我真是有些飘飘然不知所以然。入党问题还没等到批下来，大约到了1972年7、8月份之后，我也开始走开了“背”字！
原因是我的大姐的邻居叫何瑞田，他当时是党委书记，又是县委委员。外号：“何大沙楞”，可见，他的工作作风与他的外号一样，且工作的作风是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工作态度也是非常“沙楞”的。老家为吉林省伊通人，他也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是他的妻子却非常的懒惰、邋遢、而且还非常狡诈。而他的小舅子更是在我厂懒惰、邋遢有名，他叫周福，在锻工车间工作，一年如能上130天的班也就“阿弥托福啦”。且常年不洗澡、不理发、身上长满了虱子。一生中只娶过一次媳妇，是河北人。但是由于他实在是太懒，又不讲卫生，不到一年，人家咋说他都不听，具说每天晚上都要爬在人家的身上不下来，虽然没啥事，就这样过夜，照样我行我素。也不知那位高人给她出的主意，人家就跑了。（当时也没领结婚证）说是因为受不了虐待而返回了老家，后来听说周福去了河北找过人家，可是根本就没找到。就这样，煮熟的鸭子就飞了。
何瑞田他有五个儿子，个个都随他的老婆和他的小舅，懒的出奇。老二叫何松俊，生于1952年，和我是小学一至四年级的同学。在校学习时，我始终位于前三，而他却一般，大概在班里排第四十几名上。别看学习一般，但是打架却是一把好手，整天不是打的人家鼻青就是脸肿。后来他已经大了，又有了工作和老婆，叫周淑杰，人虽然长的不怎么样，但她的父亲也是“土桥子”的党委书记。按理说也该知足了，但是因为何松俊在长春第一汽车厂铸造分厂工作时，因常年不上班已被厂子除名。因为有个好老爸，所以他一直没事干，在街上东游西逛。整天纠集一伙人，没事就找碴打架，他的妈妈则对其非常娇惯，任其发展。就这样他在纠集一批狐朋狗友东逛西逛只时，发现了我的外甥女“妇联”。看见她长的端正，又有几分姿色。就动开了歪主意，他与妻子打了离婚后，指名道姓地非“妇联”不娶。而我的外甥女根本就没瞧得上他“纨绔”的作风，是一百个不同意。而我的大姐也看不惯这家人的做派，直接给予拒绝。
就这样他家对我家的报复就由此开始了。首先何瑞田的老婆就以他自家的小鸡被人药死为借口，实际上是自己用“氰化钾”将自家的鸡药死后。（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去长春搞所谓的化验，以证明他家的小鸡的确是被人给药死的。而且还放出风来，说是通过化验得知确实是被“氰化钾”给药死的，而谁会想到他们是自导自演了这出戏。而厂子里的确有此药物，因其东北的冬天是地冻三尺，那是锻工车间在打洋镐时，为了提高稿尖的硬度，用以淬火时所用。但是对“氰化钾”的管理，厂里有着一整套严格管理的程序和审批手续的，并非是谁想领就能领到的。最后又是调查、又是恫吓，终于将矛头指向了我的大姐家。后来保卫部门将我的大姐夫“他因为在木工车间”上班，人一生老实巴交，根本就与“氰化钾”不沾边。没办法，又将手指向我的父亲，且我父亲的工作是以“冷作”为主，根本也接触不到“氰化钾”的。“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就这样保卫组审了我爹半个晚上才让其返回。后来听说这也是寿岭叔，时任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副厂长”及牛占德发了火后，告知保卫组人员的：“他有四个儿子，如今有三个都当过兵或正在当兵，要说他老人家是罪魁祸首的话，你们也不信，我的师傅我了解”。而牛占德，时任锻工车间党支部书记、主任、及厂党委成员（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他是随母改嫁到的袭家庄，而他的继父也是普子辈，与袭建珍则是磕头兄弟，在1946年就随我的父亲以及袭建珍的哥哥袭建熙来到了东北打铁）说的更加直白：“如果说我的二爷有问题的话，那么后台就是我，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最清楚”。二人都是父亲将其从章丘领到东北来打铁的。就这样，看到两位领导态度坚决，保卫人员只好作罢。
那年，我的奶奶于1972年下半年溘然长逝，享年86岁。因我爹已满60周岁，年底就可退休回家，与其告知与他，还不如等他回家之后再说，(这也是我大嫂子在信中说的，我的大嫂当时是民办教师，字写的也很好，信看来是我的母亲的口吻）。所以我们一直瞒着父亲。直到他老人家退休回到家中，才知道他的母亲已经去世。
      一天，正当我上班之时，有人见何松俊带领一帮人手持刀、枪、剑、棍气势汹汹地来到我厂后，直奔我车间而来。看来是找我进行恐吓、殴打、报复无疑，此时，我因在车间内干活踏实，又与事无争，所我的为人还是比较好的。此时，只见我车间主任王万恩以及岳国轩、罗景杭等二位师傅，（都已经作古，在此，我向他们深深地鞠上一躬，用以追思和缅怀他们）。忙对我说；“你抓紧去躲一躲，不用上班了，就按照上班处理吧”。就这样，我只好迅速地钻进了在铸造车间后边的杂物间的新做的“棺材里”躲过了一劫，此等大恩大德我一生也不会忘记。
     后来到了1973年底，我二哥刚刚转业回来就参与了与老何家的打官司之中。那时我最小的外甥女秀萍还在襁褓之中吃奶，所以她自小就特别懂事，看来与老何家这场官司有关。那时我大姐在我刚刚转业的二哥支持下，抱起孩子说走就走，而且她锻炼的讲起话来也是有板有眼，逻辑性非常强。按照当时的县委谢书记的话来说：“她的理论水平非常高，一般是理论不过她的”。她不但去了长春，而且还去了北京，而且还见到了省、市、县的主要官员。官司一直打到1974年的八、九月，终于有了理想的结果。虽然是何书记的媳妇惹的麻烦，但是，组织上经过走访大量的当事人、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宣布将何瑞田进行了“双开”，并将其“作恶多端”的何老二称之为“东霸天”给予绳之以法。真是“墙倒众人推，洞塌耗子啼”，这时在众多的人对何书记的声讨中，个个是义愤填膺，口诛笔伐，将他的所谓罪状列了出来共计60条之多。说实话，之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步，纯属他的老婆、儿子们给他惹的祸。而60条罪状与何书记有直接关联的，我看也就是3---4条而已，现在想起来只感觉十分可笑。比如当时他的长子结婚，十二个人给他送上海手表一块，“当时是120元/一块的全钢、防震、十七钻的手表”，每个人大概平均花了10元钱左右。这在当时送的礼也是比较重的，这也成为了他的罪状之一。而大部分事情则与他无关，因为很多的事情他并非知晓，而是他的老婆是刻意隐瞒于他的，如果没有他的老婆、孩子及小舅子的胡作非为，而何书记这个人，无论是人品、还是人才，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虽然我们打赢了这场官司，但我的入党问题也被搁置了下来。调入山东前后有很多次机会，如调入前东北的王书记，（杨书记调走之后，王书记调入我厂的），多次与我交流、攀谈，让我写个申请书，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我还是十分感谢他们的。以致在我1976年调入山东之后的王传熙书记，那时看了我的档案之后，也让我写个“申请书”，我还是不愿意。后来经过选举与党委报请共青团章丘县委的批准，由我出任“风动机械厂主持工作的专职团委副书记”因为当时的团委书记叫孙秀英，担任着厂党委副书记（兼任厂团委书记），在工业学大庆驻章丘缸套厂的工作组组长的位置上，而且经常不在厂里上班，而忙于其他事物。并且担任章丘县委委员、泰安地委委员的要职。直至我1982年的年初，调入织布厂之后，才正式辞去这个职务。再后来的1985年，我已升任国营济南第六织布厂的副厂长，1988年，又被任命为国营济南第六织布厂的常务厂长，此时书记张克明曾经多次找我谈我入党的事宜，还有经委的政工科的尹守顺科长“兼任经委党委委员”，以及经委的专职副书记王永生同志也曾找过我，叫我写个“申请书”并说只要我写后即可批准，但是，我对入党之事已经不在心上，而且已经心灰意冷；我常说：“我家又不缺党员，而家中有个民主人士岂不更好”。至到今天，我还是谢谢那些在政治上、组织上真正关心我的所有好人，虽然我目前乃是“白丁”一个！然，自从2014年退休至今已然已8年之余，“治理”好身体是第一位的。我除了看看腿疾之外，而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秀江河公园的锻炼之中！也就是说， 自1972年5月2日开始，我的少年时代就恍然逝去。自十八周岁后我就进入了“青年”时代，这又将是人生一个全新的开始；

青年“碎忆”

1973年的春节我第一次探家，那年我刚刚十九岁，是乘龙镇至上海的特别快车到的济南，一天一宿方到了家。一车的上海知青、满车都是“矶里瓦拉”的吴侬软语，根本是听不懂的。我因从哈尔滨上的车，又提前找了相关人士购买的车票，所以说还是有座位的。这和1964年那年回山东简直是无法相比。而有的人根本无座，一直站到济南，这就是我国当时的交通现状。来的济南后，换乘了济南至烟台的慢车后来到了普及火车站，刚一下车走出检票口就碰上了一伙推着独轮车“接站”的东河北庄的老乡。这时，有人问我去哪里，我问道“到袭家庄多少钱”？他答：“五角”。二话没说，我就将从东北带回的五十斤黄豆及及冻豆腐皮、木耳等大约一百来斤重的两大包东西放在了小车上的一边，老乡看到后笑了一笑，叫我也坐在了车的另一边用以压偏。然后不大一会的功夫，大约30多分钟，就到了家。此时，天上正是“满月”时分，照的大街小巷是满地生辉，如同白昼。因提前来信告知了我娘，所以她老人家睡了一觉后已睡意全无，已插开炉子烧开了水，专等我的到来。此时，已经下半夜2点。我敲开了门，我娘满脸惊喜的说：“我就知道，你今天或者明天准到，快洗洗之后吃饭”。就在我洗脸的工夫，我娘已将挂面活泡鸡蛋做了一大碗，上边漂着油花花的葱花端了过来，她老人家一边看着我吃，一边问这问那，等我吃完之后，他老人家就说：“天也不早了，快去睡觉吧”!此时，我也觉得头昏脑涨开来，嘱咐了母亲将冻豆腐皮放入西边“冷屋”的瓮中之后，我纳头便睡。因在火车上根本没有瞑眼，所以一觉醒来后，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啦。等我睡到自然醒后，忽听的有人的说话声音，等我睁开眼一看，原来是我的几位同学听说我已回家 ，一起来找我来玩 。我娘已经做好满满的一桌子菜，专等我的醒来一起吃饭。这时，我拿出了从东北带来的“榆树大麯”酒，大家尽情的畅饮了起来。第二天我又去给奶奶上了坟，也带的是“榆树大麯”酒 ，而其他的“供品”则是我娘提前准备好的。
     1974年春节我与二哥又一次踏上探家之路。这一次与以往不同，是我们与老何家打赢了官司后的第一个年头，我们是带着胜利的喜悦而踏上的归程。为此，我们特意去了我三哥当兵的39军下辖的盖县（现在叫盖州市）驻地，当时他们是用连队的“馿吉普”接的我们，并且去看了我的同学叶广俊，他是个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还有我的外甥王国义，也与我三哥在同一部队当兵。晚饭后，是住在我三哥的干兄弟张卫华的父母家里。那时卫华哥还没结婚，而且他们夫妻两个对我们进行了特别热情地招待。到了下半夜时，因为我吸烟的缘故，咳嗽特别厉害，人家卫华兄又是端茶，又是倒水，那真叫一个热情啊！第二天，我们又乘坐来时的“馿吉普”到了火车站。且三哥已经托他指导员的夫人，从大连买了大连至烟台的船票。我记的非常清楚，我们坐的是“工农兵”二号轮，三等仓，整整170海里的路程呀，才3、5元/人。这艘大船开动时，由于船体过大，只能由一艘拖轮慢慢地给予拖动后才能启航。虽然船非常缓慢，但是那种舒服的感觉也是妙不可言的。整整一宿，到了第二天东方的天际出现了鱼肚白时，我们终于到了烟台港。这样，我们又换乘烟台至济南的慢车到了普集。可是当我们刚刚到家，屁股还没坐热，还没有寒暄完毕时，忽然接到了我三哥部队的加急电报“速归队，抢险”！短短的五个字，这就是命令。这时，我三哥二话没说，和我娘打了一声招呼，就踏上了返程。原来是辽宁营口发生了里氏7、8级大地震，我们是当天晚上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听到新闻的。后来我三哥说起来，心情还是万分地激动：你们不知看过电影“南征北战”了吗，当时的抢险镜头与“南征北战”的镜头如出一辙：老百姓是牵着牛、拉着馿、赶着猪羊、抱着鸡、鸭、鹅、狗及细软往外边走。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则是排着队、打着红旗、唱着歌、抗着铁锹、洋镐等工具大踏步地往里边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什么时候需要部队，而此时的抢险救灾。也就是说，哪里出现险情，哪里就有我们人民解放军身影出现！
     在东北时，我们经常聚集在我厂的高音喇叭下听音乐，当时京剧“杜鹃山”、“平原作战”的曲调及“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老房东查铺”的歌曲以及电影“青松岭”、“闪闪红星”的插曲等都是我们耳熟能祥的歌曲。而我们也在赵士魁（团的书记）的号召和带领下，我们那时住在一起的，每天早上起来负重后跑步。也就是扛着“咕噜码子”围着厂区的院子瞎转，因为那时根本没有什么娱乐设施可言，生活枯燥。而如今，我们的手机、电脑、电视比比皆是，应有尽有，业余生活较为丰富。而今天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电脑上游览天下。这是五十多年前连想都不敢想，是与之无法相比的。那时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看看书、打打球而已，而毫无科学锻炼之理，就叫做一个瞎玩，这充分说明社会是在进步的。
     1974年的年终岁尾，我忽然接到通知，叫我去工业局的招待所报到，参加“县工业会计学习班”。由当时高级会计师李厚珍老师亲自授课，(李老师是工业局的财务科长。)而其他的授课助理老师，多为当地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我们县属企业一个厂仅有一个名额，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样我在工业招待所连吃待住5个月的时间，真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而且学习5个月后，我是吃的又白又胖，常言道心宽着才能体胖，就是这个道理。因当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除了学习就是学习，将烦心之事抛入脑后，抓紧这次有利时机，对以后的人生来说，将是非常有益的。而我的李老师与我是老乡，他的儿子李中新和我又是同事，对我这个晚辈来说，肯定是照顾有加的。加上我的虚心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这也使李老师倍感欣慰。且我们40几位同学之间，在一起拍了很多的照片，如生活照、集体照、毕业照等等，虽已过去了近50年的时间，但是年轻时的形象依然历历在目，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那时的我真是英俊、潇洒。以致得到许多女同学的青睐和追求。而我娘就是害怕我在东北找了媳妇回不来山东，所以急急忙忙地为我们办的调转。（而她老人家是怕临老时子女都不在身边）而学习会计这一行，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是有很多的益处的，特别是我进入管理层后，之所以能够在管理方面能够得心应手，取决于这次学习班的学习，因为财务管理涉及的乃是企业的经济运营的各个方面，确实是受益匪浅。虽然我未能干上会计这一行，但我的很多同学们都成为各个企业的主管会计，乃至财务方面的企业负责人，这当然是后话；
    1975年，我的母亲因去东北看我的侄子海川，“那时我的侄子刚刚一岁多一点，也是她的的第一个大孙子，而我的大哥已经有了三个女儿”。她老人家怕我在东北找了媳妇回不了老家，我那时已经21周岁，加上东北的饭实在是难以下咽，所以她老人家回到山东后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着手办理调转事宜。终于在1976年的10月，也就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几天，我和二哥就顺利地调入老家工作。第二年，我三哥夫妻俩也由科委潘洪路主任一起将其调入山东。我三哥后来成为鲁宏的副厂长，而我的三嫂子更早一些，成为了党委委员兼工会主席。回想起来，因为那时太小，对有些话还是不很明白，比如我调回来时，去工业局办理调转手续时，我的朋友，时任政工劳资科长的张春发就说：“你的档案是否处理一下”。言外之意就是他动动档案给我添上一级，或在档案中将我的入党问题一块给予办好。可是我当时并不明白他的意思，脱口就说：“不用，我的档案干干净净，除了历次嘉奖外，没有任何问题，谢谢关心”。后来我与赵健书记去了东北出差时，见到了张科长之后，（已经过去了多年，那是1984年的3月份）。他才将他当时实际心情告知与我，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人家的苦心。但是我常常在扪心自问，当时如果真办了，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而这样，虽然没办，但心里却更加坦然，岂不更好!
1976年的10月，唐山的地震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返回的途中在路经唐山时，唐山火车站的第一股铁路还没有通车，而我们的火车是走的是第二股。当时只有上车的，而决不允许有下车的。残垣断壁满目皆是，候车室倒塌后砸扁的“大连至北京的特别快车”还趴在第一股的铁路上。而远处的唐山市更是满目疮痍，废墟比比皆是。说来也怪，只有烟囱及水塔却高高耸立，看来地震对圆形的建筑物，从力学的角度来讲，“震力”还是能互相抵消的。这时，只见两位解放军的女干部将一位老大娘扶上了我们的车厢后，这位大娘一边哭一边用广东话讲，由于我们听不懂，此时，两位解放军同志主动当开了翻译：“她们说，这位老人讲的是放暑假后，她先去了上海她的大儿子家，他的大儿子是位工程师。住了一个星期后，非要到她在唐山的小儿子家中来看一看，他的小儿子也是一位企业的工程师。此时恰好放暑假，她在上海的两个孙子软麽硬缠非得与奶奶一起来他们的叔叔家来玩。一是多年未见他们在唐山工作的叔叔，特想他们。二是他们也感觉到奶奶年事以高，需要人照顾。而此时他们的爸爸却极力反对，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出于对老人家的关心，怕两个孙子累着他的老娘，但是爸爸的阻止显得是苍白无力。出于好意两个孙子就陪同奶奶一起来到了唐山。此时，他们的叔叔见面后自然是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在附近的大酒楼，在他们一家三口的陪同下，给三位接风洗尘。一直玩到深夜后，才告结束。由于路途劳顿，回到家中后，真是又累又乏，老人家与孙子们洗了把脸后，就睡觉了。可是谁也没想到，当他们还在梦乡之中，死神已悄悄地靠近了，大约下半夜，也就是2.45时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发生了。一家人被震踏的楼房瞬间给掩埋了，老人家由于一根水泥过梁的支撑而幸免于难。第三天下午，忽然听到有人的呼唤声，老太太用手随便一模，说来也巧，她正好模到一根铁棍子，她当时的脑子还算清醒，一顿敲打之后，就没有了力气。不大一会就见到了一丝阳光的透入，又过了十几分钟的工夫，她被人扒了出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的三位孙子“因为他的二儿也有一个儿子”以及儿子、儿媳到底怎样？但是非常不幸，除了她一人幸存外，其他已经全部遇难。如今，要说是楼塌不如说是天塌，“老天真是无眼，留我一个土埋脖子、风烛残年之人还有何用，还不如替他们去死，你说我到了上海之后怎么交代，来时是活蹦乱跳的三个人，而回去却是孑然一身”。老人家是一边说一边哭，使人看到此情此景后真是欲哭无泪！经过两位解放军的翻译，满车厢的人无不动容，使人听后潸然泪下。而两位解放军同志的任务就是将老人安安全全送回上海她的大儿子家，并将上述情况向他的大儿做一详细的说明。
这是我和二哥在返回报到的途中所遇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天我将其说给大家听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说明一个道理，人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啊！因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能说是风烛残年，但是有多少我的同龄人已经故去，大约百之二十五应该是有的，也就是四分之一已然做古，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据！
     来到老家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我的母亲拿着从东北带回的礼物“如东北的金针、木耳、大豆、豆腐皮”，一起去石磬庄看望给我们办回来的恩人。他姓周是我大嫂的同班同学，是1959年章丘七中首届毕业生。现任县委书记的秘书，写得一笔好文章，是个难得的人才。后来他又出任镇长，煤炭局长、矿业局长、书记等要职。至于调转回来，则是我的小姐姐托他给办的，因他们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那时我的小姐姐已经干了将近二十几年的主治医生）总而言之，我和二哥的调回是多亏了人家尽心竭力的帮忙，哪有不感谢之理！所以我的母亲必须亲自到访，才称之为通情达理。就这样，由于我母亲的亲自来到，他特意叫他的母亲、父亲作陪，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便回到了家。我娘常说：“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像你周大哥这样的仁义之人，要永远不能忘恩，要经常地想着人家的好处才对。”因为特别高兴，我娘此时又哼唱起了三十年代的歌曲：“反对拉尾巴的妇女们，我的丈夫去参军，哭哭啼涕的好难心，早知道俺不过门，你要参军俺就打离婚，你要参军俺就打离婚”；（后来经过妇救会的反复作工作，该妇女有了非常大的改观，可以说是180度的准变，思想觉悟得已天翻地覆的提高）。第二段为：反对拉尾巴的妇女们，我的丈夫去参军，高高兴兴的好欢欣，要知道俺早过门，参军就当八路军，参军就去打日本人、、、、、、”、“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占了中原，先打开卢沟桥又打开山海关，铁路线就一直修到了济南，日本鬼子开大炮，八路军就拉大栓，瞄了一个准，“叭钩”就打死个翻译官，他两腿一瞪就上了西天了吆好嗨、、、、、、”、“今儿扭来明儿扭，俺一扭扭到十八九，俺娘不给俺找婆家，俺就跟着那八路走，八路走、、、、、、；”我娘因高兴，一口气连续唱了三首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才罢休，她的嗓子也非常地棒，五音较全，唱腔比较婉转、动听，咬字清楚，节拍准确。后来每逢我娘高兴时，总是来上几嗓子，当然，这都是些老歌而已。常言道：“要想学像，作、比、成、样”，就是这个道理”。
     当时我县正在搞“两肥三厂”的会战，正好到处缺人，我因其年轻，被风动机械厂要去。后来当了专职团委副书记，再后来成为国营企业的常务副厂长；我二哥则被化工厂要去，后来当了保管员、保卫科副科长、政工科长、党委委员；就这样，我们开启了在山东新的工作与生活。而我则当然要归功于章丘风动机械厂的党委书记王传熙和国营济南第六织布厂的张可民、张克明二位厂长、书记，“因王传熙、张克明二书记都已做古，再一次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不能说他们是“慧眼识珠”可也是“伯乐相马”，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你就是你再有本事也是白扯，在此期间，仅1977年我作为厂际标兵又上了光荣榜，恰巧那年40/百分调资，因为我从东北调回时就是36、5元，比章丘的三级工还高，又加上没结婚，所以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徐家山亲自找我谈话说：“按理说你这次涨工资别说是40/百分，就是5/百分也是应该涨的，但是章丘流行着一句“三、三制”你不知是否听说过，也就说是三四口人、三四十岁、三四十元。他们生活确实不易，所以这一级你先让出来，因为你暂时还没有负担的，好吗？”我当时狠痛快地说：“没问题，我听领导的”。
就这样的第二年，作为党委书记兼厂长的王传熙感觉到我的顾大局、识大体的思想是没人能比的，就在1978这一年，他利用百分之四的厂长晋级权“第一次使用”，就给我上调了一级工资；而后我又于1984年作为厂级标兵，当时的厂长张可民又按百分之四的厂长晋级权又给我上涨了一级；最后一次是1988年，当时张克明厂长也因我是厂级标兵，又是在常务厂长的位上，从而，按照百分之四的厂长晋级权又给我上调了一级工资。这样我的一生共计三次上涨百分之四的“厂长晋级权”，以致我于1993年调入电厂时，又加上中级职称的原因，为企业管理级7级正。当时的劳资科长韩乃泉也是瞠目结舌地说，咱们厂，除了徐厂长之外，你的工资是最高的。可是命运捉弄人，且不说，我调来后的第一个月开工资时，我却没有书刊费。而当时的徐厂长问我，你是从何时拿的书刊费，我回答道“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有书刊费的那天起，我就开始享受啦”他说：“你去经委开个证明好吗”？我此时就在他的办公室当着他的面给经委的王主任打的电话，不一会的工夫，经委党委的小周就给我送来了当时(组织部的红头文件复印件的证明）见面后他先叫了我一声袭厂长，就退到了一边，从此我就享受了这个待遇。而1993年6月份就下了文件，大意是：“我公司自7月份开始，凡调入人员在五年内不享受调资、住房、奖金等待遇”，而我却是1993年的12月份调入的，这样的话，我就必须来执行这个文件。当时工资张的飞快，中层干部以上人员每年基本上是涨两级。两年四级乘以二（工资翻番）就等于掉了八级。但我此时也是遇上了好人，多亏了人家郑总（郑敬义、副厂长级、党委委员）的关怀与照顾，自第三年起，这样的规定在他的承包下失效了。虽然自此以后一年只涨一级工资，但他也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贵人之一。不是有副对联说得非常到位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不服不行”；眉批：“顺从就行”。各位看官，这就是人生的真谛，除了你有本事外，还须有人提拔才行，否则将一事无成也！1978年，那时文凭已经成为社会上的一股“热流”，如果没有文凭的话，就是想提干也是不行的。我倒不是为了“镀金”、提干，而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因为年轻，必须再行深造，这也是当务之急的，为此我经过报名、审查、筛选及简单的考试后，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山东大学中文系进行系统地学习。虽然是业余的，但是我所付初的要比常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这一点也得到了我的指导老师高岚和肖涤非两位教授的肯定与赞赏。这是两位德高望重的一对夫妻教授，他们在中国的学术地位至今没人能撼动，他们不但是“国宝”级的教授，而且在杜甫方面的研究与造诣也是非常深的。三年后，也就是在1981年，我以较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大专”毕业文凭。后来在1991年我又上了“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制是四年，毕业后所拿的文凭是本科，截止1995年经过多年刻苦的学习、并且多次赴济考试后，终于拿到了“本科”的毕业文凭；（这当然是后话，而我们的校长是姜春云副总理。此时，对我来说文凭已经没啥用处了，因为我再想发展，但年记已超龄，只不过是为了学点知识而已)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确实学到了不少的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仅此而已。
      时光退回到1982年的1月，我是1980年结的婚，刚刚将我的媳妇调人明水供销社“西大楼”上班也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接到一纸调令，赴新建的国营章丘织布厂工作。这是经过县里研究，并且由县经委李凤贵、王寿益两位主任亲自挂帅任筹建组的正副组长外，并亲自提名由我任织布车间第一任主任一职。尔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再次被调为办公室主任，1983年年底，又出任供销科科长一职；干了两年后，又于1985年经市委组织部考察、批准、经市经委发文后，被任命为国营济南第六织布厂分管经营的副厂长。尔后的1988年又被任命为第六织布厂的常务厂长。而1986年则是由市“企业政治部”，简称“企政部”任命厂长及副厂长的。当时的“企政部”是组织部门分出来的，与组织部是平级的关系，专门管理企业性质的各局正、副局长及厂子的正、副厂长的，大概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个部门就被撤销了，从此，“企政部”也就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也是我一生的“全盛期”，常言道:“修齐治平”，而我的修身、齐家已完全做到，但是治国、平天下却不属于我们的范畴，那是属于治理国家的范围内的事。这就是我的青年“碎忆”！
     至于后来1992年我所担任的市总工会“章丘职工实业公司”总经理并出任“法人代表”；1993年我所任“济南联大公司”副总经理；1994年由济南机械局任命我为“济南阀门厂”的副厂长；1995年我任济南“齐鲁担保公司驻锡办”法人代表以及及“济南水泵厂”副厂长；一直到1997年的明水热电化工厂厂长“法人代表”等等，说起来这些都是白扯。除了好好地工作之外，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因为自从1987年之后，干部的任命、任免权已下放到市经委，再后来由厂长任命，经委备案即可，根本就没有组织部任命这一说，而组织部门所管理的是政府、乡镇领导干部。至于企业领导干部则是另当别论了。
     没有办法，2003年我顺应历史潮流，这一年的3月，积极响应厂里的号召，于是在五十岁虚岁这年，我就“内退”了。刚刚办完手续后，我的朋友王绍全“章丘金鼎公司的老板”私营企业的法人代表，就来到我家，邀我一同创业。为此，我们一起吃苦、一起拼搏、一起流汗。并且又成立了“金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并推荐我为“法人代表”。当企业刚刚有了起色之后，也就是2008年的7月份，我们的企业又叫朋友李少龙、“法人代表”，所在地的华轩公司给吞并。此时我又被任命为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兼通衢公司的常务副总，就这样我又干了几年后至到2014年正式退休至今；
     如今，我赋闲在家，身体除略有小恙外，别无他疾。闲暇之时以打打字、写点东西为快，也多少有点“废寝忘食、乐不思蜀”之感也，这就是我人生的真实写照!

巴漏河之谷

五零后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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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

应有（三）了